将薨前夜，大星陨于昼锦堂

位于安阳县水冶镇向阳村西的韩琦之父韩国华神道碑

他虽然诗不见大佳、文不见大雅，但20岁时，他以时文论政荣膺榜眼

他虽然后世显名不大，极少有人去研究他，但他却是大文豪范仲淹的“伯乐”

□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

前言

韩琦诗不见大佳，文不见大雅，当世名望极高，后世显名不大，甚至连当下做宋史研究的，都极少去研究一下韩琦。

言诗道文，韩琦不如欧阳修、苏东坡，不像范仲淹那样有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也不像寇准那样被编到戏剧里，不读史也能晓得他的传奇。

但是，韩琦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诗与文，似乎不是他肩负的使命。

他的一生，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

说到诗文与文臣，不能不说享誉宋史300余年的“天圣进士集团”——

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：三甲是宋庠、叶清臣、郑戬，其后有曾公亮、宋祁等；

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：三甲是王尧臣、韩琦、赵概，其后有文彦博、包拯等；

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：三甲是王拱辰、刘沆、孙忭，其后有石介、蔡襄、欧阳修、富弼等。

“天圣进士集团”是中国科举史的第一奇观。他们的出现，不但造就了“文蒸霞蔚”的仁宗盛世，也是英宗、神宗乃至哲宗朝最为基本的文臣干部力量。

20岁的韩琦，就是在如此这般璀璨夺目的“天圣进士集团”中杀将出来的，而且是天圣五年的榜眼。

不但如此，而且在行将交卷之际，墨水洒满考卷，试卷作废。韩琦不动声色，再取纸墨，将时文论政与诗词歌赋写完，按时交卷。

金銮殿上唱名，韩琦竟然荣膺榜眼，也就是第二名。

A青年韩琦是老年范仲淹的“伯乐”

韩琦，不是为诗词歌赋而生的。

诗词歌赋不能远离激情，“喜愠不见于色”的韩琦不可能写出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情。

改卷出了问题，才让韩琦脱颖而出？

不是！

“天圣进士集团”之所以光耀千秋，在于科考改革。

改革，就是不能老是诗词歌赋，时文论政成了取士的重要标准。

韩琦、欧阳修堪称“天圣进士集团”的“盟主”。韩琦将他的思考与思想，强悍而“喜愠不见于色”地付诸大宋王朝的政治实践。欧阳修则“口诛笔伐”，成为朝野上下一根不折不扣的“搅屎棍”——哦，也许有点儿不太合适，那就文雅一点儿，称为“鲇鱼效应”吧——盘活了整个“天圣进士集团”乃至大宋王朝政坛、文坛。他在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向宋仁宗上奏的一篇奏折——《朋党论》，是韩愈发起的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中国古文运动中杰出代表，也是汉语言文学世界里的传世经典政论散文。《朋党论》实践了欧阳修“事信、意新、理通、语工”的理论主张：“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唯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然臣谓小人无朋，唯君子则有之。其故何哉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自保。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。君子则不然。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；终始如一，此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
《朋党论》起于范仲淹主导的著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

在“庆历新政”时，反对派攻击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是“朋党”。

至于韩琦与范仲淹“被朋党”，则起于刚满32岁的韩琦（1008~1075）以陕西安抚使的身份，向仁宗皇帝推荐已经50多岁、“知越州（绍兴）”的范仲淹(989~1052)改知陕西永兴军、陕西转运使——韩琦是范仲淹的“粉丝”，也是范仲淹的“伯乐”。

西夏李元昊叛乱，在边关急需能臣之际，韩琦以伯乐之见识，竭力推荐范仲淹。
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五月，夏竦（985~1051）任陕西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，韩琦、范仲淹为陕西经略、安抚、招讨副使，共同经略西北，指挥西北战场。

“军中有一韩（琦）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（仲俺）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——西北边境上流传的这首颂扬“韩范”的歌谣，更成为“韩范”“结党营私”的一个“口柄”。

面对诬陷，韩琦上书仁宗——

在此国家危难，陛下用人之际，对于具备治国安邦之术的能臣干吏，臣下怎敢沉默不语、不加推荐？有人指责我与范仲淹结党营私，这是绝对没影的事儿。倘若我们二人胆敢结党营私，耽误国家大事，臣下愿意受到朝廷灭族的处罚。

西夏之乱，也让范仲淹、韩琦更加清晰地看出了国家存在的问题。

范仲淹力主改革，韩琦鼎力参与“庆历新政”，“朋党”风波再起。

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，就是为了回答反对“庆历新政”者提出的“韩范”已然“结党营私”的问题。

面对反对派提出的“朋党”问题，欧阳修不予反驳，竟然来了个“全盘接受”——你们说“韩范”是“朋党”，那他们就是吧，但这叫“君子之真朋”；至于你们，则不是“朋党”抑或连称“朋党”的资格都不够，那叫“小人之伪朋”。

“君子有朋”、“小人无朋”，足够给力！

但是，就此将反对派归入“小人”，也太过给力了。

谁会承认自己是“小人”？太“添堵”了！

就此，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之辩，开始在大宋一朝变革中翻云覆雨……

似乎，谁在台上，谁是“君子”；谁在台下，谁是“小人”。

《朋党论》写得解气，但政治不是义气。

《朋党论》甚至不是给新政给力，而是添堵……

B生泉州葬相州安阳是他的故乡

32岁的韩琦举荐51岁、早已名满天下的范仲淹。

而且，在西北战场上，流行的说法是“韩范”，而不是“范韩”。

韩琦也太过“嚣张”了吧？

是的，韩琦一出道，就很“嚣张”。

科举场上，试卷染墨，再写一遍，还来了个第二名，本来已经足够“嚣张”。

但接下来金銮殿皇帝唱名时发生的事件，更为“嚣张”——

《宋史·韩琦传》云：“琦，风骨秀异（标准美男），弱冠（不满20周岁）举进士，名列第二。方唱名，太史奏：日下五色云见。左右皆贺。”

为什么“贺”？

“日”是什么？“天子”是什么？“下”有五色祥云，而不是左、右、上都没有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不必多说了吧！

更何况，天机已经泄露，“迷信”已然预言——

宋《韩魏公（韩琦）家传》云：在韩琦参加科考之前的一次殿试中，一位元姓考生在等待皇帝唱名时，在殿外突然晕倒。抢救过来，竟然说自家到冥府走了一遭，参观了“侍中堂”。侍中，就是宰相。瞧了一眼，看到青纱覆盖着四个镏金人名：赵普、丁谓、冯拯、韩琦。

前三者，都是前朝宰相。唯独韩琦，尚未出道，还在默默读书。

是后人的“添油加醋”？丁谓、冯拯都不是什么有作为的宰相，甚至丁谓被视为奸臣；丁谓、冯拯与韩琦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，家人杜撰这样的故事，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。

就是其为杜撰，但“日下五色云见”，绝对不是杜撰；韩琦死时，有“大星陨”，绝对不是杜撰。

宋神宗为韩琦御撰《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》，云：“公薨前夕（夜），有大星陨于厩（马棚）中，枥马（拴在马槽上的马）皆鸣。”

新出土的《韩琦墓志铭》亦云：“将薨之前夕，大星陨于昼锦堂之后，枥马皆惊。楼上掌漏者见之，疑以为火也。”

韩琦薨于安阳昼锦堂，葬在相州（今安阳）西北约10公里的凤凰冈下。

而今，韩琦墓已经成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段河床。

河床两岸，韩琦后裔墓葬，也被考古发掘。

但是，韩琦祖坟还在；或者说，至少未被考古发掘。

韩琦之父韩国华，进士出身，也是宋朝高级官员。韩国华墓在韩琦墓西南约8公里的安阳县水冶镇向阳村。

村西约200米，高耸着一通宋碑；碑首分垂六条龙首，额题：“宋故魏国韩公（韩国华）神道碑”。

坟茔已平，6米有余的石碑，孤立在原野上。

石碑表面，石痂纵横交错，恰似苍劲的梅枝；石斑若隐若现，恰如怒放的梅花。俗称“梅花碑”。

向阳村，旧称铁佛寺村；铁佛寺村，古称韩家庄。

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，韩琦出生在福建泉州，韩国华充任泉州知州。

无论韩琦出生在哪儿，韩家庄都是他永远的故乡。